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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亲人的功能一下子消失大半。朱竞一年见不到父母几面,父母总还需要周边的人关照,“亲情慢慢就成了‘债务’——人情债,有借有还。”去年春节尤其让朱竞觉得吃不消。物价飞涨,开销大增。12月份开始,朱竞就开始经常做梦,梦到给长辈、晚辈红包,带大小礼品走亲戚,还有同学聚会,请客吃饭。决定不回家之后,朱竞开始利用节假日、周末周旋在各个卖场、商场,货比三家外加寻找各种打折:从购物中心里淘到一些给小孩子的小清新毛衫,只花了89元,给外婆准备了新疆大枣和足疗盆,花了400多;给舅舅选中了一款他一直唠叨的轻便结实的户外藤椅,价格300多元。元旦节过后,两人忙着打包发快递。虽然人不回去了,但是从父母打过来的电话里,朱竞还是听出来,亲戚邻里什么都打听明白了,春节回家谁坐飞机,谁挤火车,谁开小车,清清楚楚。谁考进中直机关做公务员,谁从北京回到市里,市府专车接送。每一个春节回家,就好像一次阅兵,个人社会资本的综合实力,一目了然。“你必须接受检阅,就好像年年一次的摸底考试。”朱竞说自己今年不想被检阅。但是,朱竞老公早早就预测,不能陪父母一起吃年夜饭,在朱竞心里是个缺憾,“看春节晚会的时候,她肯定想家,肯定会哭。”朱竞自己安慰自己,看见长辈们脸上的皱纹,花白的鬓角,越来越行动缓慢的腿脚,更难过。“2012年加把劲,年底多存点钱,明年一定回家过年。”朱竞已经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,也有点赞成老公的建议,明年自己开车回家过年,车里装满礼品,然后自己坐在车里得意地笑一次。“送出一粒米,赚回一牛头”与赵建军和朱竞春节礼品送给家人不同,刘萍的春节礼品都是送给亲戚之外的人。“钱花了,礼送了,心里踏实了。”刘萍是浙江温州鹿城区的商人,在北京有一家策划咨询公司,长年为企业和单位策划活动、年会,客户非常多,有国企有民企。“酒礼盒一共花了20万元左右,茶叶茶具花了20万,其他的礼品也有20万左右。”刘萍说,每年春节,她最大的开销就是打点客户和合作伙伴。刘萍奉行的信条是“送出一粒米,赚回一头牛”,讲究投资要有回报。“这60万明年能带来几百万。”刘萍有些得意,“关系得用实货(钱)砸”。刘萍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子,节日很少回老家,过节是刘萍和客户沟通感情的好机会。在北京几年,刘萍学会了送礼的很多技巧:与众不同、出其不意、四两拨千斤????研究来研究去,刘萍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礼品公司。2011年6月,刘萍的公司注册成立,专做瓷器茶具礼品。“价格标得很高,其实成本不高。”除了自己拿产品送礼,刘萍还给其他浙江商人送礼供货。和刘萍一样自己生产礼品的商人很多。陈德全也是浙江商人,他在浙江沿海的深海处,开辟了养殖野生海产品的海域,还在北京的郊区承包了一个果园,“产品绿色没有污染,除了供自己家人吃以外,平常会给一些熟悉的酒店供货,剩下的都是留作过节送礼用。”为了保持新鲜,陈德全甚至学会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保鲜方法,直接空运到北京,为的是让收礼的人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。2012年春节,陈德全打算不回家,“厌倦了过年” ,陈德全说。 2008年,他的企业陷入困境,曾经的笑脸都阴云密布,看见他的车都绕开他。去年,但他的企业起死回生,身边人又都恢复了从前的热情。这让陈德全看透了什么,但他仍旧参加各种聚餐,和人们寒暄,却“再没有心情去听对方是否来自真心的夸奖”。(应采访对象要求,陈德全、倪强为化名。)一个人的“清淡”春节本刊记者/王臣已经连续有七年的春节,公关公司客户总监安一阳是自己一个人,用他的话来说,“清淡”地过。在家过年的日子独生子安一阳出生在重庆,父母都是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,他也一直在工厂大院里长大。工厂离市区要两个小时车程,安一阳只有暑假和寒假才可能去外婆家和兄弟姐妹汇合,也因为如此,那时的他很盼着过年。最吸引人的是“年夜饭”。准备工作从中午开始,一直持续到晚上。六点,大餐准时开桌,鸡汤、水煮鱼、花椒兔,平时吃不到的菜,大人们都各显身手做出来。两张大桌拼在一起,大人们喝酒聊天,孩子们在席间跑来跑去,一直等到春节联欢晚会。零点放完鞭炮之后,孩子们都去睡了,大人继续支桌子打麻将。1 2 3 4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、年夜饭、鞭炮和春晚。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,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。这样的日子从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。上大学之前的18年,安一阳没尝试过其他的过年方式。2000年,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安一阳依然准备回家过春节。学校帮忙定了一张硬座火车票,从北京到重庆,36个小时,安一阳把随身带的一本《读者》翻烂了,连“读者来信”都看了几遍。车厢里站满了人,想上厕所,安一阳花了二十多分钟抱着自己的包挤到“目的地”,发现厕所里也坐满了人。不愿一个人长途跋涉,第二年,安一阳跟几个同学一起订票。当时只有临时列车,走一趟要花48个小时,还没有暖气。上车前,安一阳穿了两双袜子,套上所有的厚裤子,买了一大袋的零食。靠着和同学们一起打扑克,困了睡,醒了玩,他终于熬到了站。下车时,安一阳几乎忘记了怎么走路。随着年纪渐渐增长,春节对安一阳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小。工作以后,每年和父母在春节的团聚,变成了陪着父母到处串亲戚,和同学赶场似的聚会,连一家三口在家里踏踏实实地吃上一顿饭的机会,都很少。他有点厌倦了。这次不想回家过年了转变发生在2005年。安一阳的公司元旦在成都开年会,他请了三天假,连上周末回重庆陪父母过了5天。母亲终于有时间好好地为儿子做上几道爱吃的家常菜,她买回一整条猪腿,切成两块,放上藕,炖汤,熬了整整一天。每天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,平时安一阳带着父母逛商场。之前虽然每年过年都回家,但安一阳并没有像这次一样,真正意义上地陪伴父母。临走前,安一阳试探地问父母:过几天又要过年了,这次就不想回家过了。没想到,母亲一口答应了:“是啊,你别折腾了,回来一次飞机票不少钱呢,而且我知道,你过年在家也休息不好。”父母的支持让安一阳长舒了口气。初具经济实力,也使安一阳能够在平常时节回家。清明、中秋、元旦、甚至周末,安一阳都恨不得给父母搞个“突袭”,陪他们吃几顿饭,或者跟老同学聚会。他渐渐觉得,这样的团聚,比过年更充分,交流更畅快。不回家,安一阳最初用这段时间旅游,深圳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……作为一名普通游客,他体会各地不同的春节氛围:香港的春节依然上班,只有霓虹灯上的盆菜(客家人过年的传统菜)广告让人感受到一丝春节的气息;新加坡的春节,则是一家人在中餐馆吃顿团圆饭,家族里每个未婚的年轻人,都收到老人派的象征性(100新币)的红包……偶尔,他还能看上一场电影,放松放松。最近两年,安一阳的春节更简单了——一个人在北京。享受清淡的日子同事和朋友都对他的做法感到奇怪,但安一阳很享受这种清淡的日子。有一年,安一阳大年三十晚上十一点,约了几个北京的朋友去放炮,然后去朝外的一家24小时茶餐厅打了一通宵扑克;还有一年,他窝在家里看了两部电视剧,恶补了一下平常缺位的消遣;去年年三十,安一阳在朋友家吃过年夜饭后,坐在夜晚11点多的公交车上,一路看着北京四处的烟花,空旷的街道,空旷的车厢,闲适的心情,他觉得,“特别美”。对于现在的安一阳来说,春节更是个适合专心做自己事情的时期。他平常每周至少要加四天班,常常深夜十一点才下班,有时甚至通宵上班,而春节假期,刚好可以空出时间和头脑,看看书,学学东西。亲戚们也会问追问安一阳的父母:这孩子怎么过年都不回家?父母都帮他应付过去了。时间一久,他们也倾向安一阳平时回去,只要能见到,什么时候见都一样。事实上,安一阳父母的春节也渐渐简化了。前年,安一阳的外婆去世了,父母决定在自己家过春节,一道鱼、一道鸡,两个家常菜,就是年夜饭,十点多,父母就上床休息了。没放炮,没看春晚,没走亲戚。初一早晨七点,老两口就起床锻炼身体,然后约朋友打麻将,到小区里跳老年舞,和平常没什么差别。父母过春节程序的简化,使安一阳觉得,回家过年没有以前那么“恐怖”了,也完全可以延续“清淡”的风格。他不觉得这个追求有什么反传统,“这不是不过年,恰恰为了过个‘好’年。”身高一米八的安一阳,高高瘦瘦,短短的寸头,刚满30岁,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。2012年春节,他依然打算一个人在北京,并开始为这个假期准备阅读书籍。(应采访对象要求,安一阳为化名)“逃婚”的春节本刊记者 陈薇洗发水有两瓶,沐浴露有三瓶,每瓶都打开着。被子没有叠,床上有娃娃和抱枕,纸桶外还有公仔布套。“原来他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”,看到朋友潘振的卧室,方芳不禁笑了起来。这天是2010年2月13日,农历年三十。在深圳工作的方芳出差到潘振所在的上海,后者便力邀方芳去他家一起过年。不然,她将在酒店独自度过除夕。这天傍晚,方芳拎着两瓶红酒,踏进潘振的家门。被催婚的恐惧桌上6样菜,3人围坐着,倒了红酒和椰汁,电视里上演春节联欢晚会,窗外时不时响起鞭炮声。潘振的妈妈,一位剪着青年头的中年的妇女,将卤蛋、鸭腿呼啦一下全拨到方芳的碗里。起初,潘振的好意让方芳拿不定主意。当她最终决定赴约,远在湖北的父母闻得此讯,立刻追问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。方芳完全明白父母期待的那个答案。事实上,这也是她恐惧回家过年的原因。尽管她自小成绩优异、出国留学、如今月薪上万,尽管她的父母盖了六层新房、开了照相馆、吃喝不愁,但只需一件事,便可以将这份骄傲完全打消:她曾是山沟里飞出的“金凤凰”,如今也是方圆两里内出了名的“老姑娘”。方芳今年30岁,仍未婚。这在大城市不新鲜,但老家,亲戚朋友拜年时,说话都带着刺儿:“你看这么大的人了,还不嫁人,看你以后怎么办?”客人一走,被打击的爸妈便抓住机会思想教育。爸爸说,要抓紧,要求不要太高,找一个“人品好、性格温和、会赚钱的就好了——方芳一听,这十个字的要求可不低;妈妈说,她每月寄给家里的钱,妈妈都存着,他们还准备卖掉2层楼房,一定拿得出十几万块钱做她的嫁妆。方芳曾邀妈妈去深圳小住。妈妈却说,“如果你迅速地、努力地有孩子了,我才过去。”结婚这件事,眼下不只关系着方芳个人的幸福,还关系着是否让她父母感到幸福,甚至成为两代人最大的矛盾,往往还发展成“战争”。因为备感压力,从2006年起,方芳只选择在平时回去看看,春节绝不回家。深圳、洛杉矶都曾收容过她的新年,如今轮到上海。潘振是安徽合肥人,大学毕业后当了飞行员,在上海郊区安了家。方芳和他,是通过开心网认识的,一年间,见过两次面。事实上,这位同龄人的春节,也不具有传统意义。因为工作关系,潘振不能回安徽老家,于是妈妈特地到上海来陪他过年,而爸爸,则留在家乡陪伴年迈的奶奶。两个世界的变迁潘妈妈招呼着方芳,一定要多吃点。习惯了口味偏重的湖北菜,方芳觉得菜式有点淡。上海天冷,一桌菜还没等到吃完就凉了下来。方芳有些怀念家乡的火炉和吊锅。照湖北黄冈的风俗,一家人要在农历年三十凌晨便起床做饭。前一天晚上放进吊锅的猪肉炖得烂烂的,米饭煮上三四天的量,六七点天微亮时,放了鞭炮就开始吃这天里最丰盛的一餐。小时候,从袜子到鞋子、上衣,每年都穿新的。方芳记得,爸爸带她去买新衣服,问她喜欢什么样的。她只说,要口袋大的——因为装的零食多。这个小心思被爸爸看穿了,嘲笑了好久。潘妈妈和潘振的热情,使方芳不断回想起故乡曾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只不过,如今,她已很难和旧日好友找到共同话题。不同的生活道路,把她们带入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有一次,方芳戴了一块卡地亚牌玫瑰金的手表,一位女同学很是喜欢。“多少钱?”女同学问。“几千块吧。”方芳特意将价钱往少里说。女同学嫌贵。方芳只好解释起大城市与小县城的消费水平。比如,买大蒜头,家里是1块8一斤,深圳是3块5。“对,你们赚得多,花得也多。”女同学点头。然后,再寻找下一个话题。这样的谈话,还不如和潘妈妈聊天来得轻松有趣。这样想来,方芳对家乡和家的感觉变得复杂起来,有时想念,有时厌恶,有时渴望亲近,有时又希望疏离。背井离乡过春节的这些年,有时在除夕给家里打电话,听着电话那边的鞭炮声,自己好像立刻就闻到了鞭炮的味道、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一样。电话挂断,她又回到了现代的城市白领的生活。潘振家的年夜饭,方芳吃得轻松愉快。她事后回想,大概也是潘振和妈妈觉得她一个人过年太冷清,正好来家里热闹热闹,才好意邀请她前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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